保康县马桥镇地处荆山边陲，源自神农架的的粉青河穿境而过。史料钩沉，马桥在三国期间长期是魏蜀的争夺地，魏政权曾置“昌魏县（亦作魏昌）”，民间传说关羽巡防时以马为桥过河，是为“马桥”起源。唐武德元年至二年，设“受阳县”。明朝时，山西太原人马天近迁此后，在粉清河上架设木桥方便行人，正式得名“马桥”。从此“受阳”与马桥作为地名时隐时现，流变谐音“寿阳”，目前仍然存在“寿阳社区”。 探究“受阳”与马桥的关系，考证“受阳”地名变迁，对丰富历史文化资源，促进文化旅游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。现略述管见，共同探讨。 一 地名因描述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而形成。由于诸多原因，地名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。地名流变有两层意思，一方面是指地域范围固定但名称发生了变化。如人民公社时，不少地方被改成“红光”“新华”“前进”等。另一方面指名称没有变化，但特指的地域范围发生了变化。如“襄阳”作为地名千古流传，但不同历史时期所指的地域范围就不同。 古今尘世知多少，沧海桑田几变迁。地名流变一般均有志书记载，以备后人考证。但是，“受阳”与马桥的地名流变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。分析认为，一是这块土地藏于深山，虽然短暂设过县治，但由于政权飘摇不定，名字不断变更，惜墨如金的志书可能用笔不多；二是这块土地的行政区划经常变动，且总是地处边陲，一方面修志者掌握资料有限，另一方面也有适逢修志时又被划归他地管理而遗漏的可能；三是历史上志书编篡成本高、时间长，多是在政治清明社会太平时所为，保康建县于明弘治十一年（公元1498 年），时间不长，加之境内荆襄流民起义、白莲教组织、土匪活动猖獗，直到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匪寇方才肃清。这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不可能修编地方志书。据了解，历史上仅在清朝同治年间编篡过《保康县志》，可惜未能付印。四是宋元乃至明清的700多年里，这块土地上战事迭起，烽火不息，物事俱毁，民众尚且换茬，志书焉能留存？ 所以，对于“受阳”地名变迁的考证，只能从相关史书只言片语的记录中，以及志书编篡的校注中，纵向对应时间点位、横向联系历史事件，坚持历史考证、地理考证、语言考证、实地考证和综合考证等多法并用，相互补充和支撑，以求考证更加深入，也更加可信。 二 马桥地处保康县西南，东望古城襄阳，西接神农架，南通宜昌兴山，北邻十堰房县。东西长约37千米，南北宽24千米，版图面积473.4平方千米。源于“华中屋脊”神农架的粉青河奔流不息，浩浩东去，宛若一条绸带串起两岸的村落。 粉青河亦名粉水，是马桥的母亲河，她在滋养沿河两岸人民的同时，也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史料线索。《水经》：粉水出房陵东流过郢邑南又东过谷邑难入于沔。《水经注》：粉水导源东流注上粉县，取此水以渍粉，则皓耀鲜洁，有异众流，故县与水皆取名焉。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《湖北下荆南道志》《郧阳府志》《襄阳府志》等均有记载。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。沿着历史记载的“粉水”，“受阳”或马桥的历史风貌渐次浮现： 夏时，马桥为彭部落所居；商、周时为庸地，春秋后属楚辖。 秦统一六国后，因当地的茅山兴建有祖师庙，修行者众，颇有影响，故在“马桥”设大茅镇，为房陵郡辖。 公元前206年汉灭秦后，设上粉县，县域即今神农架、马桥、房县南部粉青河流域。 公元227年，魏明帝太和初年，魏将孟达反叛。次年春，司马懿斩孟达，设房陵为新城郡，辖四县：房陵县（今房县）、标乡县（今保康县境）、昌魏县（《水经注》作魏昌县（一作魏昌；今马桥、阳日）、绥阳县（今神农架境）。 公元553年，后魏废帝二年，设大洪县，县址在今保康寺坪镇堂上，“马桥”属大洪县辖。 公元561—563年，北周武帝时，改大洪县为永清县，县址在今寺坪大畈村，“马桥”属永清县辖。 公元569年，南北朝太建元年，因“马桥”对岸的平地地处粉青河北岸，旭日东升后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这片土地上，始称“受阳坪”。 公元582—617年，陏代设房陵郡，领光千、永清、竹山、上庸四县，受阳坪属光千县辖。 公元618年，唐武德元年，太祖李渊设受阳县，县治设于寺岭。次年废县治，仍称受阳坪，划归荆州郡房陵县辖。 宋元期间，荆襄一带战难成灾。从之后的明朝推行强制性政策移民看，战事可能导致荆襄地区土地空旷，村烟稀疏。马桥蜗居山中，没有留下可作援引的资料。 从马桥越房县，自古就有通往川陕的驿路盐道，加之山大人稀，利于藏兵和游击作战。明朝时，农民起义军长期盘亘川楚陕老林一带。为剿灭匪患，明朝廷推行“坚壁清野”，强令“并小村入大村，移平地就险处”，要求地方民众集中居住，统一名称并编号管理，如宜阳一里、二里、三里，修文一里、二里、三里等等以切断起义军与当地民众的联系。“析宜阳、修文二里置保康县”时，马桥属修文五里，从郧阳府房陵县划归保康县管辖。 三 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来命名，是地名渊源的根本原则。“受阳”地名中的“受”字，是接受、承受的意思；而“阳”字则包含着“山南水北为阳,山北水南为阴”的地理知识。它表明“受阳”的位置应当处在粉青河北岸，而且日光照时间相对较长。 地近易核，时近迹真，是探究地名文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。沿着粉青河两岸寻找，只有与马桥集镇隔河相望的中坪村符合“受阳”地名特征。从地理方位看，它位于粉青河北岸；从地形地势看，中坪村东有寺岭，西有三龙观岭，拥出一块上千亩的平地，背后有九道山梁嵯峨而来，其中五道或逶迤伸展（如寺岭、三龙观岭），或高大凸显（如太阳山、周武岗），日出率先承受阳光，光照时间相对长，故有“九龙下海，五凤朝阳”之美称。 志书记载“设受阳县治”的寺岭位居中坪最东端，背靠周武冈，过去因粉清河道拐弯和干溪沟的夹拥，三面环水，是古人选址建筑的典型台地。假若时光能够回转50年，不仅建筑遗址遗存尚在，而且前有古佛寺、后有文昌庙，建制规模清晰可见，更有卵石铺就的古道绕城而过，登上周武岗，进入大巴山，最终抵达川陕。初步考证，这是一条川盐古道。当地七旬以上的老人大部分曾经汗洒古道，远达房县、十堰和陕西，用“15斤木耳兑换1 斤盐巴”。据他们介绍，这条路一般宽度五尺左右，开阔地段可并排停三、四辆汽车，沿途设有寨堡，自然村落为歇息点，过去路上骡马成群，路面全部用卵石铺成，磨得发亮。1971年马桥通公路后，不再用骡马运输；再后来，公路通到乡村，古道就没人走了。田野调查中，古道的影子尚可寻觅，但路基已经草木葳蕤，只有扒开枯叶浮土，方可目睹卵石。 更令人喟叹的是“古佛寺”。它建于何时，无考，但“寺岭”百分百因寺而名。古佛寺原有碑文记载：公元625年（唐武德8年），因寺岭原有一寺遭遇火灾损毁，太祖李渊敇令开国名将尉迟恭（敬德）主持重建；建成后，邑人王连绘彩画于其壁，留下精美壁画，传承千年，古佛寺因此享誉楚、川、陕，盛极一时。作为是佛教场所和地标性建筑，古佛寺散发着历史的光芒。清代的皇家国志《大清一统志》赞道：“古佛寺壁画，工细绝伦，视为拱壁。”《保康县志》记载：“壁画为邑人王莲所绘，比皆三国事迹，关羽、张飞、刘备、曹操诸像，惟妙惟肖，笔力劲秀，工细绝伦，乡人视为拱壁。” 很多老人对古佛寺记忆尚存。他们回忆说，古佛寺坐南朝北，呈长方形四合院，占地两亩有余。前殿有高筑门楼，大门是青石勒就的脱靴式样，门槛、门礅全是青石打造；墙体由青砖石灰勾缝砌成；三个正殿，正中供着如来佛祖，左殿供的是观世音菩萨，右殿供的是弥勒佛，正殿大门楼挂着一块“古佛寺”大横匾。殿前设戏台，院内场地用青砖卵石扣对铺平，可容三百人看戏。每年正月十五、十六打圣教，三月三、四月八唱大戏，热闹非凡。革命时期，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来马桥开辟革命根据，曾在古佛寺正殿外墙上书写“红军是不收劳役税的”，落款是“第四师宣传队”，时间为1931年5月。只可惜，文化大革命时，古佛寺遭到严重破坏，捣毁雕塑、拆除梁柱和镶嵌在墙体上的碑刻，之后几度开办学堂，最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彻底消失，留下千古遗恨。近些年，听说意欲恢复，但毁易兴难，手续之繁琐，投资之浩大，加之文物已损毁，谈何容易？ 四 历史往往令人惊叹和感伤。既然“受阳”源远流长，但为什么没有一脉相传沿袭至今呢？ 宋朝晚期后，荆襄一带开始陷入兵匪战难，跨越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约700多年的时间。根据史料记录，相关的大事件有岳飞苦战收复襄阳、郭靖誓死守卫襄阳的美谈，也有荆襄流民起义、白莲教活动猖獗的酸楚。借助《郧阳府志》和《襄阳府志》可以看到：元末至正（1341－1368）年间，流民聚此起事，终元不能制。明正统年（1436年）后，全国连续多年出现严重自然灾害，民徙入不可禁。景泰年间（1450－1457年）自然灾害更加频发，饥民更不断涌入，至天顺末年，这一带流民已达数十万人，主要包括今房县、神农架、保康、竹山、竹溪等地。天顺八年（1464年）刘通、石龙在房县起义，进攻襄阳、邓州、南漳，成化二年从襄阳战败，顺马桥、至金斗、唐儿河，在歇马堰坪被歼。明未暴发李自成、张献忠农民起义，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冬，李自成乘黄河冰冻，从山西進入河南、湖广；次年正月，神农架周围保康、兴山、房县、竹溪、大宁、巫山相继被义軍攻陷。杀保康知县方国儒、兴山知县刘定国、房县知县黄从贵、大宁知县髙日宁；并于受阳屯兵，兴修龙潜沟口至干溪沟口引水大渠一条。 一方面，“始析房县东境宜阳、修文二里置保康县”，让“受阳”从一个边缘沦为另一个边缘，进一步加剧了衰落。明成化二十年（公元1484年）明宪宗遣左都御史原杰来荆襄巡视后认为，房县辖境辽阔，山地为盗贼盘踞，县令“鞭长莫及”，对山区众多流民难以施治，建议编户抚治，使其“附籍耕种，纳粮当差”。明弘治十一年（公元1498年），朝廷派戴珊抚慰襄、郧诸府并率兵平息四川盗匪后，“始析房县东境宜阳、修文二里置保康县”。此后，“受阳”乃至马桥由过去归属房陵郡房县改为荆州郡保康县管辖，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当时，已经沦为边远地区，成为一个小村落。 另一方面，白莲教义军得到川陕楚老林地区群众的拥护激怒了清王朝，许多村庄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，“受阳”自然在所难免。魏源《圣武记》卷九《嘉庆川湖陕靖寇记》记载有起义军的告示，要求“经管头目，务须严加管约弟子，毋许一人滋事”“毋许酗酒撒泼，偷窃物件”“阵前遇有老人，毋许斩首，或遇幼男小女，亦毋许斩决，遇有妇女，毋许奸淫，违者立斩”等等，由于纪律严明，起义军在老林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，“行不必裹粮，住不借棚帐，党羽不待征调”，所到之处，“有屋舍以栖止，有衣食火药以接济，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”，并有各地教徒“为之响导负运”。山中百姓对义军的暗中帮助激怒了清政府，嘉庆时大肆建立地主武装团练，推行“坚壁清野”的恶毒政策，强令各地百姓“并小村入大村，移平地就险处，深沟高垒，积谷缮兵”，切断起义军与广大农民的联系，使义军在人员补充、粮食、武器供应方面造成很大困难。 “受阳”本来处在平地，对“并小村入大村，移平地就险处，深沟高垒，积谷缮兵”做法可能不太配合，必然会遭遇轮番的征伐和糟蹋，土地上的老主人可能在血与火的战乱中死去，也可能避入深山老林苟延残喘；而新涌入的流民脚跟尚未立稳，新一轮劫难又拉开了序幕。史载，1876年2月，保康白莲教元帅曾世兴率千余人攻占县城，捣毁县衙，杀死贪官，俘获知县，搜其印信，开仓放粮，拯救饥民。于是，湖广总督毕沅率领数万清军弹压，再次将整个保康乃至周边老林演绎成腥风血雨的战场。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，每个地名都反映着历史的痕迹，是一种记忆符号。民国之初，可能借鉴军事管制的模式，采取按照地理位置划乡设区的联保制度，马桥时叫西乡，时叫西区，直到1936年又称马桥乡，下辖16保。因“受阳坪”夹裹在三郎观与寺岭之间，便以地形取名，直接称为“中坪”。中坪为十四保，归属保康县马桥乡管辖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虽然行政体制和称谓有所变化，但中坪作为村级组织始终归属马桥管辖，沿袭至今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