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万历初年，潘可贤补任保康知县，一干就是6年。他为政清廉，处事谨慎，任内修城墙、掘壕沟、筑河堤、建仓储，置学田、重农桑、均赋役、裁军粮，一心一意搞建设，真心诚意抚百姓，深受民众的信赖和拥护。

经考，潘可贤是浙江湖州乌程（今属吴兴区）人，出身名门。明清时，乌程潘氏系苏杭地区有名的望族之一，历来科甲盈门，当官的人也多。嘉靖年间，潘可贤的堂叔潘仲骖、潘季驯先后登进士第，前者官终于知府，后者官至太子太保（从一品）、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，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，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，其治黄规划方略和治河工程思路，在世界河工史上树起一座丰碑，至今仍然是治理黄河的重要措施。潘可贤也是潘氏家族的一名佼佼者，他主政保康时，取得了不凡的政绩。

据清同治《保康县志新纂》载：“潘可贤，字时希，号望余，乌程举人，二年任。建仓储、劝积蓄以备荒歉，民倚赖之。为勒德政去思碑，立公馆右。”嘉靖末，潘可贤参加乡试被录取为举人，于万历二年（1574）获任湖广保康县知县。其“莅政清慎，存心抚字。”是一位勤政爱民，善于谋划建设的清廉知县。

清陈梦雷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：“保康县分自房陵，弘治十一年，知县苏惠和创土城一座，形胜湫隘，弗堪保障。周围五百一十五丈，高一丈三尺，后易以砖石……知县潘可贤又虑水冲，率典史方栋修水堑二十七丈七尺，又修阳河沟堤二十七丈，高五层，厚三尺。”潘可贤莅任时，或因山洪河溢，或因霏霏霪雨，西北城墙多有冲圮，四周城墙崩塌多处。为改善县城环境面貌，提高抗灾和防御能力，潘可贤组织民工对坍塌城墙进行补修，并在城西隅开挖泄洪壕沟，新建一幢护城防洪河堤。

建县之初，首任知县苏惠和在东山脚下创建学宫，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冬动工，十五年（1502）秋落成，建成文庙、两庑、明伦堂以及号房等共计32间。南京翰林院学士、奉议大夫马建用撰文碑记。作为县级官学，该学宫成立70多年，一直依靠朝廷拨款维持运行，经费来源单一，师资不足，学官常以“俸钱养赡学舍”，难以为继。潘可贤上任后，倡导“官办民助”办学模式，整合民间的诉讼田、欺隐（逃税）田、绝户田等土地，以县府购置和划拨的方式，分别在学宫四围、城东东山和县西麻园等处，为学宫落实学田，每年收取租金，用以补助贫困生员的口粮、教职工禄米以及学生的灯油、考试等费用开支，为县级学校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保康特殊的地理环境，各种自然灾害时有发生，高山怕阴雨，半山怕干旱，河谷怕水涝。明朝中晚期，境内水、旱、风、雹、冻、虫、兽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，饥荒不断，加之农民沉重的税赋负担，因缺粮逃荒的现象十分突出。潘可贤为此十分痛心，他从“重农桑”“均赋役”入手，实施了减轻农民负担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措施。在减负方面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简化税项，将带征粮、棉、丝、徭等赋役合并为征银两。在丈量土地基础上，建立了黄册（记载户口、土地）和鱼鳞册（绘制田丘形状）的户籍地籍档案，严格按实有土地面积均摊税赋，按户籍人丁承担劳役，改变了赋役繁琐沉重的状况。同时，保康每年还要征收一定的军粮送往前线，既要征调大量民夫运送粮食，又要派人在转运途中保护粮食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，致使农民在耕种季节无法适时耕种，造成田地荒芜。潘知县经过深入调查，从保康山大人稀、土地瘠薄、自然灾害频发等实际状况出发，大胆向朝廷上书，要求裁减军粮。朝廷派人核实后，减半征收保康的军粮，百姓由此欢呼雀跃，喜极而泣。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、兴修水利，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
为解决百姓面临的饥荒问题，潘可贤不遗余力地推行地方仓储制度，先后在县署西侧（今振兴小区一带）新建常平仓一座，并于四乡建成社仓多处。常平仓由县府出资收储粮食，目的在于调剂城乡粮食供应，平抑物价，避免“谷贱伤农”或“谷贵伤民”的现象发生，荒年也可开仓借贷于民，春放秋收；社仓主要用于防备乡民的饥荒之急，在资费困难的情况下，动员地方富人和乡绅捐赠或出借“私粮”入仓储藏，当灾荒发生时，借出粮食按五厘收取息谷，息谷累积为仓本。常平仓和社仓的建立，迎合了百姓的利益和愿望，起到济荒防灾的巨大作用。

潘可贤保康主政期间，地方建设如火如荼，社会治理有条不紊，政通人和。他离任后，百姓时常念及他的政绩，并在县署公馆前立下“去思碑”（也称德政碑），以颂扬其德政。碑文中赞道：“猗歟潘公，厥政惟良。何以譬之，金玉圭璋。又何譬之，卓鲁龚黄。政尚宽平，视民如伤。首置学田，重劝农桑。均我赋役，不拘八乡。筑堤葺城，借助冠裳。恫瘝我民，裁彼军粮。仓廒聿创，泽润多方。纪功论德，鹗薦交章。匪我思公，舆颂不忘。甘棠遗爱，百世流芳。”表达了百姓对这位担当实干、真心为民知县的无比崇敬之情。